菜粕期货近三个月坐了回过山车:5月27日1409合约菜粕报价最高达到3118元/吨,8月20日1409合约最…

说起甘肃的农业,想必您很快能想起诸如“二牛抬杠”、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小农经济这些词。假如您这样想了,只能说您落伍了。如今,就在我们甘肃省,已经有多种各具特色的农业经营模式形成…

近6年来高达15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60%左右的土地出让金收支,让各界对此关注开始升温。

菜粕期货近三个月坐了回过山车:5月27日1409合约菜粕报价最高达到3118元/吨,8月20日1409合约最低成交价2497元/吨,3个月内菜粕下跌超过600元/吨。蛋白原料之首大豆供应逐步超预期,2014/2015年度进口菜籽同比增加弥补国产菜籽的减产,豆粕与菜粕的低价差以及2014年水产旺季不旺严重抑制菜粕消费,是本轮菜粕大幅下跌的主要因素。

说起甘肃的农业,想必您很快能想起诸如“二牛抬杠”、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小农经济这些词。假如您这样想了,只能说您落伍了。如今,就在我们甘肃省,已经有多种各具特色的农业经营模式形成气候,悄然改造着我们的农业。

首次全国范围的土地审计正式拉开序幕,重点是近6年来高达15万亿元、占地方财政收入60%左右的土地出让金收支,各界对此关注也开始升温,希望多年来呼吁的去土地财政能够藉此实现。客观地说,土地财政解决了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的问题,迎合了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筹集公共服务资金的需要;而借助于土地财政,城镇面貌和基础设施滞后于城市发展的局面也大为改观。同时,通过工业地价优惠和减免、土地出让金支持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财政也为降低工业化成本、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做出巨大贡献。

首先,2013/2014年度远高于玉米的种植收益刺激美国农民在2014年度大豆种植面积扩张10%,截至目前,美国中西部大豆主产区完美的天气,使得大豆的单产预期不断的攀升,进而使得美国新大豆的供应量同比超过15%;这还不包括南美大量的大豆库存以及新大豆面积继续扩张。全球大豆供应快速增长,使得芝加哥11月大豆期货价格从5月底最高1279美分/蒲式耳,下跌至最低的1035美分/蒲式耳,跌幅19%。

龙头企业主导型发展模式就是近年来已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新模式。它的运作方式是,由龙头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建设种植养殖基地、牵头组建合作社,将合作社、协会、园区和农户联系起来,按照工业化的经营模式,专业化、标准化、安全高效地发展现代农业。这种模式既利用了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技术、资金及市场优势,又在连接社员和市场的服务环节上,充分发挥了合作社等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具体运作的模式有:“龙头企业
基地”、“企业 合作社
农户”、“企业+协会+农户”、“园区+企业+农户”、“企业+农户”和“龙头企业
养殖小区
专业村”等。目前,全省已认定龙头企业数量达2424家,其中国家级27家,省级371家。

但是,土地财政所带来的资产泡沫、金融风险、地方债务失控、实体经济空虚、经济社会转型艰巨、贫富差距和民生问题、土壤污染和环境问题、政府市场边界不清、地方政府行为利益化等经济社会问题,让各界在近年来越来越认为,土地财政得不偿失。若不去除土地财政,不仅上述问题无法解决,当前及未来一系列亟待推进的、深层次的改革也无法见实效。

其次,2014年1-9月国内菜粕供应量依然同比增加。3月至5月底,菜粕价格大幅上涨主要是国产菜籽减产的推动。而实际上综合国储的收购以及实地调研,2014年菜籽产量同比减少不到50万吨,其中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菜籽减产10-25%不等,而四川等地的菜籽产量同比增加;同时1-9月份菜籽的进口预期同比增加140万吨;导致1-9月份实际的菜粕供应依然同比增加。

合作社主导型发展模式可以用发展迅猛来形容,据统计,全省已注册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3.7万余个,成员总数达到87万余人。这种由村委会负责人、企业或种养大户牵头注册专业合作社,社员可以土地、农机入股等方式加入,按个人意愿分别签订不同类型的合同,获得相应收入。合作社把入股流转的土地再进行统一规划、集中管理、规模经营、统一市场销售。该模式不仅解放了本地剩余劳动力,也使农业生产经营实现了专业化、规模化。如今,经过探索,这种发展模式已经细分出了“村办合作社”模式、“合作社
公司 农户”模式、“合作社 农户”等类型。

因此,以本次从上到下的全面审计,查清楚每一宗用地出让中,是否存在违规出让土地的问题,如出让主体不合法、未落实招拍挂制度、未落实耕地保护政策、违反国家供地政策、征地补偿不到位、改变规划条件的利益输送等;是否存在应征未征、擅自减免、截留或变相返还土地出让金等问题;是否存在人为加大土地开发成本支出而降低土地出让实际收益,违规使用、挤占、挪用土地出让金等问题等。若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落实,并严厉查处每一环节存在的违规行为、相关政府部门和责任人,则土地出让金能够完全用于供给公共服务所需,而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也会消除,上述土地财政乱象也就消除了。

第三,今年饲料企业备货提前,库存较大。从微观层面调研,饲料企业吸取了2013年上半年菜粕供不应求的教训,进入2014年相关饲料企业冬储菜粕备货量明显增加,同时进口菜粕的合同库存明显增加,而今年实际上菜粕使用比例的下调使得这部分库存的使用周期从一个月延长至了两个月。

种养大户兴办的家庭农场也许将成为我省未来农业发展的主体。在这种发展模式中,种养大户和致富能手通过土地流转达到适度规模经营,在现阶段有利于稳定农村生产关系,充分发挥种养业能手的带头作用,使农民不离开土地也能提高收入,也有利于生产方式转变、降低生产成本、化解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在当前的形势下,发展家庭农场是农民非常欢迎的也是非常适合的一种模式。目前,我省家庭农场以种植经济林果、设施种植或养殖业等高效产业为主,主要经营类型有经济林果、养殖、“林果+养殖”等类型。截至今年6月,全省已有各类经营型家庭农场2670个。

由于我国不具有地方政府信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能像西方的地方政府一样,可以靠自身的信用到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即发行地方债)。同时,我国也不具备西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房产税征收的法律基础和不动产产权基础,以营业税为主的流转税就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就激励地方政府拼命地做大经济规模。而以土地出让带动社会融资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园区建设的模式,是短期内做大经济规模和税收规模的最佳方式,这是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出让土地和支配土地出让金的根本原因。

第四,2014年菜粕实际需求大幅萎缩,相比于豆粕菜粕缺乏使用价值。从1月份开始豆粕与菜粕的价差在550-950元/吨,而去年的豆粕与菜粕的价差在800-1750元/吨;当豆粕与菜粕的价差低于800元/吨,禽料中基本不用菜粕,水产料中的菜粕比例也逐步的下调,当豆粕与菜粕的价差达到700元/吨以下,甚至600元/吨,水产料中菜粕使用比例放到最小极值。即去年水产料中菜粕的使用比例在20-40%,而今年水产料中的菜粕使用比例下调至10-20%。即如果按照同样的水产料产量,菜粕的实际用量近几个月同比减少50%。

农民自己的专业服务队,弥补了农村社会化服务不足的短板。这种由农村致富带头人,发起组织成立季节性的农机专业服务队,将分散的农机组织起来,一到农忙季节立即就近开展农机作业,既方便了农民,也为农民职业化后的细化分工埋下了伏笔。据初步统计,全省各类农业公益性服务机构已达到5000多个,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近2万个,在农机作业、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动物疫病防控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此外,本世纪以来,由于我国加入WTO后成为世界工厂,而城市化的进程也同时快速开启,再加上地方政府之间经济总量竞标赛的政绩考核激励,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迅速增加,特别是在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如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地下管网等市政设施)的支出上。土地财政不仅迎合了地方政府短期内需要融巨资的需求,而且其在组织资金上的效率也非常高,即时代选择了土地财政。

最后,2014年菜粕实际需求大幅萎缩,水产料明显的旺季不旺。自6月份起,水产将逐步步入旺季,7-8月份的水产料是一年当中需求量最大的月份。正常年份从4月份开始,水产料的销量会以30%的环比增速增加;而根据相关协会统计7月份水产料产量环比6月份增幅不到4%,部分企业7月份水产料同比下降。进入8月份,水产料市场依然没有明显的改善,今年华东、华中地区低温多雨对水产料需求非常的不利,这与油厂菜粕库存高企,提货速度慢相互印证。

因此,从本质上看,土地财政是财税体制不健全、中央地方关系有待捋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实现政绩目标、筹集公共服务建设资金的一种模式。从这个角度看,土地财政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土地市场能够做到公开出让、足额补偿,并将征收的资金完全用于老百姓需要的公共服务设施,如保障房建设、失地农民基本社会保障、新区学校医疗设施、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等,土地出让金也就完全符合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也就真正配得上土地财政的称号。

但问题是,很多地方土地出让打的是土地财政的旗号,口号是财权事权不匹配、供给公共服务的需要,但行的却是做大经济规模、美化城市外在形象、提供一些高大上却不符合老百姓需要的公共设施(如博物馆、展览馆、城市广场、超高层城市地标)等本质。特别是,靠土地出让带动项目开发建设和运行这一链条,是由土地出让、规划许可、政府平台运作、项目招投标、项目融资、材料采购、项目维护和债务偿还等等多个不透明、操作空间大和政府权力见缝插针的环节所形成的闭环。

在这一闭环上,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存在着权力插手、行政干预、政府个人意志、利益输送的问题。根据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情况,在今年前三轮被巡视的21个省份中,有20个省份发现了房地产业腐败,占比达95%,这一证据是对于我们上述逻辑分析和各种问题猜测的最佳兑现。因此,有理由判断,土地财政已经脱离了公共财政的范畴,财政是政府实现公共职能时资金的收和支,核心的财政的预算和决算问题,即一个财政年度内要花多少钱、钱从哪里来、花了多少钱、花在哪里、是否符合规范等等。

不管是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税收目标,还是部门和个人利益,以土地出让为起点的项目开发、土地出让金的收支行为,可能已经脱离了财政的范畴,其长期在预算外运行和小金库运转特征,已经让土地出让金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实现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增加税收职能、扩大地方政府边界、获得个人利益的怪胎,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服务本质差之千里。

笔者认为,本次土地审计,其主要目的不应该是去除土地财政,而是回归土地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源,还土地真正财政的本来面目。在我国财税体制和中央地方关系改革短期内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在城市化继续推进和地方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缺口巨大的情况下,在地方主体税源不足以应付支出、也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于土地的依赖不仅在短期内无法缓解,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关键的问题不是去除土地财政,恰恰应该是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严格用在公共服务供给上,而不是政府经济和税收增长的工具、实现个人和部门利益的工具。如果这一终端环节上的土地用途功能目标能够确保,源头上土地出让、项目建设等各环节的乱象和变异就会改观。因此,笔者建议,本次审计首先是要严格界定土地出让金用在哪些公共服务供给上,同时对于过去地方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组织税收的土地出让行为(主要是工业地价减免和工业园区建设),也要考虑到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现状而予以认可。然后,对每一宗土地出让金在用途上是否符合公共服务供给的范畴展开各环节的审查,对于违反用途和存在利益输送的,要严惩不贷、杀一儆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