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禁渔期,武汉市新洲区居民王某夫妇在长江支流举水河电捕鱼33公斤被抓。新洲区人民法院对二人判刑的同时,要求他们承担生态修复义务,向捕鱼河段回放成鱼132公斤、幼鱼28万余尾。

本文转自《半月谈》2018年第22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渔业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严峻局面。渔业资源遭受严重破坏,产量少,质量差,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吃鱼难”的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渔业设备落后,生产效率很低,渔业社队负债累累。1978年全国渔业劳动力平均负债240元,而当年全国渔业人均收入只有93元,劳均收入269元,渔民生活十分贫困。

51岁的王某与妻子杜某是武汉市新洲区辛冲街居民,农闲时常捕鱼补贴家用,并花了近9000元购买了渔船、电捕鱼工具等。

导读

40年后的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也是世界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大国。中国水产品产量从1989年起连续28年稳居世界首位,2017年总产量达6445万吨,占世界水产品产量1/3以上。水产品市场供应丰富多彩,高中低档水产品,鲜活、冷冻、小包装水产品都应有尽有。最近,我到超市看到1斤活蹦乱跳的白鲢只卖1.99元,买1斤西红柿可换购2.5斤活鲢鱼,这在过去都不敢想象的。当然,高档水产品1斤几十元、几百元的也有,1斤淡干海参可卖到几千元。如今的渔村经济面貌和渔民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7年全国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8,452元,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渔业成为大农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渔业产值占大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解放初期只占0.2%、改革开放初期的1.2%,到1996年起就超过10%。现在,一些渔业重点省如浙江、福建、江苏、广东、海南的渔业产值已占大农业总产值的20-30%,成为大农业中名副其实的大产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18年6月6日,王某夫妇明知举水河是长江一级支流,新洲段水域位于入江口,正处禁渔期,电捕鱼违法,仍抱侥幸心理,深夜用2米宽的拖网在此水域电捕鱼。次日凌晨3时,渔政执法人员将二人当场抓获,并查获江鱼33公斤。

合作社是零散村民以抱团形式发展规模现代农业、连接市场的有效载体,成为不少地方脱贫致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但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部分地方为应付考核、套取补贴,盲目大办合作社,大量合作社沦为空壳合作社。

我国渔业之所以能取得高速发展,究其最根本原因和最大动力,就是坚持一条方针,放宽两项政策,开拓三个发展空间,并在此基础上,依靠科技支撑和法制管理的保障作用。

新洲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二人提起公诉,并针对其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受检察院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专门对其危害进行了评估。评估报告认为,电捕鱼作为非法捕捞方式之一,扩散电流会使波及的各类水生动物死亡或受损,危害面广。根据二人当晚捕鱼时长、所用拖网面积以及河水流速计算,约造成成鱼损失132公斤、幼鱼损失28万余尾。

老百姓拉来凑数,有的不知情就入社了

明确并坚持“以养殖为主”的渔业发展方针

新洲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杜某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接受刑罚惩处的同时,应当承担相应的生态修复义务和责任。

当前,合作社在农村到处可见,很多村还不止一家。东部某镇拥有20多个行政村,但是大大小小的合作社有近130家,平均每个村有四五家合作社。然而,据半月谈记者调查,近130家合作社中,仅有少数几家比较成功,80%以上都属于空壳合作社。

改革开放之前30年,我国渔业发展一直以捕捞天然资源为主。1950年全国水产品产量只有100.8万吨,几乎全部是捕捞产量。1956年国家成立水产部之后,就开始讨论中国渔业的发展道路,即中国渔业生产是以捕捞为主还是以养殖为主的问题。世界发达国家的渔业,都是以装备优良的捕捞渔业为主,中国要走哪条路子,就已开始了争论。1958年7月,原水产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高文华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养捕之争》的文章,提出宜养则养、宜捕则捕,但就全国来说,渔业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并不明确。实际上,由于捕捞天然资源成本低、见效快,“养一年不如捞一网”的传统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以捕为主”的局面,捕捞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一直维持在80%左右,高时占85%以上。由于捕捞强度一直超过资源再生能力,资源利用过度,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全国水产品产量一直徘徊在450万吨左右,全国人均水产品只有4.5千克,人民群众吃鱼难的问题呼声很高,市场供应难以改善。直至1982年,北京市春节凭本凭票定量供应的20种主副食品中,水产品排在首位,规定每人供应1斤,并规定供应时间为1月16-25日。

2018年12月19日,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某、杜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没收作案工具;并于判决生效次日起6个月内,在渔政行政管理部门监督下,向举水河新洲段水域回放成鱼132公斤、幼鱼28万余尾。

中部某省一经营渔业的老板告诉半月谈记者,他近两年一共办了3个合作社,一个渔业养殖合作社、两个茶叶种植合作社,都是空壳合作社,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其中一个还是当地政府以他的名义办的。“办理手续很简单,只需5户以上老百姓,就可以办理,这些老百姓拉来凑数,合作社的大小事情都是我一人忙活。”

1979年2月召开的全国水产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面系统总结前30年渔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端正渔业工作指导思想,确定了“大力保护资源,积极发展养殖,提高产品质量”三个产业调整重点,并明确今后产量增加的主要来源是发展养殖。

27日,已将买鱼款筹措到位的王某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得知他非法捕鱼被判刑,村里再没人敢去非法捕鱼了,他也觉得羞愧难当。他以前不知道电打鱼危害这么大,以后再也不干了。开春,天气回暖,他就会按法院判决放鱼入河,修复长江生态。

东部某省一位中草药种植合作社负责人说,当时为了响应上面的要求,成立了两家合作社,相关文件手续是他一个人办的,后面找村民签字就行。

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文件,进一步明确“以养殖为主,养殖、捕捞、加工并举,因地制宜、各有侧重”的方针,从此,“以养为主”成为我国渔业发展中具有长期性的指导方针,也成为我国渔业发展中的鲜明特色。养殖产量快速增长,很快丰富了市场供应,实现了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用三、五年时间解决我国“吃鱼难”的奋斗目标。从1988年开始,养殖产量超过了捕捞,实现了“以养为主”的历史性转变,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渔业国家中唯一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如今,水产养殖产量已占总产量的76%左右,占世界水产养殖总产量的60%以上,成为我国及世界渔业的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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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管办,不管经营。不少合作社雷声大雨点小,经营不善,不了了之。东部某省一基层干部说,他曾经办过两个合作社,但是目前已经名存实亡,想注销都很困难。

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使我国沉睡千年的荒滩、荒水变为生机勃勃的“聚宝盆”。40年来,我国渔业发展一直遵循这个方针,再未争论过。实践证明:“以养为主”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是一条发展中国渔业的正确道路。

电捕鱼33公斤,为何要还28万尾鱼

东部某县农委主任认为,国家之所以鼓励成立农业合作社,初衷是解决传统农业原子化、分散化、组织化程度不高等问题,谋求抱团发展的合力,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现在,一些地方合作社办理门槛很低,只要到工商部门登记即可。很多地方随便拉几个人就可成立合作社,有的村民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入社了。

放宽两项政策,有力地调动了广大渔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渔业生产力

评估机构评估员告诉长江日报记者,电捕鱼过程中,扩散电流会导致各类水生动物死亡或受损。即便侥幸逃脱的鱼类,其生理功能会受损、畸形,极易导致不育,直接影响种群繁衍。过电水体中的鱼卵也将直接死亡或无法孵化为健康仔鱼。因此,生态损失量由直接损失量和间接损失量构成。

考核、政绩、套利:空壳合作社背后的形式主义

一是放开渔业经营管理体制。中央5号文件明确了养殖业承包大户及捕捞业以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合法性。养殖生产允许实行个人联产承包,并允许承包大户雇工和合股经营;捕捞生产允许包产到船,以船为基本核算单位,也允许把船网工具折价归船上渔民所有,以调动渔民爱护船网工具和扩大投资再生产的积极性。此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渔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也有新的调整和发展,出现了新的多种形式的经营管理体制,推动了渔业生产的新发展。

电捕鱼过程中,仅约四分之一的成鱼可被成功捞起,其余则被电死电晕而下沉或顺流而下,因此成鱼潜在总损失量约为132公斤。

基层干部反映,以前某些地方和部门考核基层部门时,经常要求成立多少合作社、农民入社率达到多少等,导致地方突击成立合作社、虚报合作社人数规模。

二是放宽水产品购销政策。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对水产品一直实行统一收购和派购政策。改革开放后,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水产品的购销政策逐步放开,1985年中央5号文件规定:“水产品全部划为三类产品,一律不派购,价格放开,实行市场调节。”并规定产供销、渔工商、内外贸可以综合经营,使水产品成为我国大宗农副产品中率先实行市场调节、多渠道经营的产品。渔民可以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也允许生产者长途运销。从此,水产品市场鱼多了,品种丰富了,质量也提高了,消费者可以随意选购,渔民的收入也明显增加了。水产品购销政策改革的成果,也为其他农副产品实行市场调节起了示范带动作用。

电捕鱼会对途经水体中的卵、苗带来直接危害,根据长江武汉段鱼类资源调查数据估算的捕鱼期鱼卵、仔鱼平均密度,以及当日总过电水体体积可得出幼鱼直接损失量为8.79万尾。电捕带来的间接危害体现在电击抑制鱼的性腺发育,导致无法正常产卵。根据当日渔获物种类、重量,结合相应鱼类繁殖力可估算出幼鱼间接损失量为19.3万尾。因此造成幼鱼损失共计28万尾。

“牌子一挂,加分到手,考核完成,后面就不管了。”

这两项政策的实施,为我国渔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有利的体制环境和激励机制。

评估员介绍,电捕鱼除了对鱼类造成损害,还对水体中的浮游生物、无脊椎动物、软体动物等造成致命伤害,导致鱼类饵料生物资源显著降低。电击死亡的鱼在水里腐败变质会污染水环境,改变生态系统食物网的地层结构,通过食物链传进一步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同时,由于电捕鱼多为水面船只实施,对水体中上层鱼类产生更大伤害,这将显著改变水域所有鱼类群落结构,破坏水生物群落的稳定。电捕造成土著鱼类数量的减少,将增加外来物种爆发导致生物入侵事故的风险。

“合作社有没有用先不管,先把牌子挂了应付考核再说,而且成立合作社也不用花多少钱,成本也低。”

开拓三个渔业发展空间,积极发展远洋渔业、增殖放流和休闲渔业,使之成为渔业大产业

河湖长上岗,长江大保护武汉在行动

这是半月谈记者常听到的空壳合作社的由来。

远洋渔业

实际上,公益诉讼的主体并不局限于检察机关。2015年施行的新《环境保护法》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5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现在,虽然对合作社没有直接的考核任务,但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干部和扶贫干部出于政绩宣传的考虑,仍热衷办合作社。

改革开放后,我国就开始积极探索远洋渔业的发展路子。80年代初就成立多个调查组,分赴各国进行实地考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1983年5月召开的全国海洋渔业工作会议上,提出“远洋渔业在近期内要有突破”。1985年中央5号文件又出台了多项扶持远洋渔业的优惠政策,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于1985年3月组成了一支远洋渔业船队,开赴大西洋西非海域渔场作业,实现了我国远洋渔业“零”的突破。经过30多年的努力,我国远洋渔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如今已拥有远洋渔船二千多艘,年产水产品200多万吨,成为同40多个国家开展渔业合作的大产业,为我国渔业的发展和改善市场供应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汉市环境公益组织正在该方面展开探索。武汉爱我百湖志愿协会会长马陟告诉长江日报记者,该协会于2016年6月28日正式注册成立,虽然尚不符合《环保法》规定的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社会组织条件,但该组织始终保持对长江大保护工作的关注。2017年,在协会的组织下,首批56个民间湖长上岗,对武汉市湖泊保护目录中所有166个湖泊开展爱湖护湖工作。今年1月12日,武汉市重点河湖“民间河湖长”又正式获聘上岗,这股新生的民间治水力量将聚力管护我市61个河湖,开展河湖巡查、水污染及治水工程监督、带动居民爱水护水等工作。

华南某省一驻村干部表示,“公司+合作社+农户”是常见的产业扶贫方式,虽然上级没有直接的合作社这项考评,但有产业考核要求。

增殖放流

马陟表示,一旦协会具备成为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后,将积极运用公益诉讼这种形式,共同参与保护长江。

“村里发展产业,最常见的就是注册合作社,然后动员贫困户入社,再以合作社的名义与企业签约,产业扶贫的模式就建立起来了。”这名驻村干部表示,发展合作社是产业扶贫最直接的展现形式,至少上级来检查时有说的。

在积极发展外海、远洋渔业,大力保护近海渔业资源的同时,大力发展增殖放流事业。我国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在江河湖库开展小规模的增殖放流。八十年代开始延伸到近海,首先从黄渤海区的对虾增殖放流开始。为了解决放流资金,在1983年开征“黄渤海对虾资源保护增殖基金”的基础上,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实施《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有力地推动了增殖放流事业的发展。此后,渔业增殖放流在全国各省普遍展开,并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增殖放流领域从大江大河、湖泊水库到沿海各地,放流品种包括各种优质鱼虾贝藻及海参、鲍鱼等海珍品近百种,使之成为渔业一大产业,对修复日益衰退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某养猪老板告诉半月谈记者,镇里的干部找上门,要求他成立合作社,让村里老百姓参加,然后给老百姓分红,他则可以获得当地政府的帮助,将困扰黑猪养殖基地的道路问题解决。这是好事儿,但他也直言,合作社不过是摆摆样子。

休闲渔业

还有一些地方办理合作社是为了拿到政府补助。一位火龙果种植合作社老板坦言,他为了拿到政府对发展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的支持,成立了合作社,招几个贫困户,“装点门面”。

我国休闲渔业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提上议题。1999年10月,在《面向21世纪——全国渔业经济研讨会》上,我根据当时水产养殖业的经济效益不断下滑,有些养殖场出现了连年亏损,而有些城郊养鱼场结合生产整治环境,开辟了游钓休闲和餐饮美食等第三产业,提高了经济效益,很快扭亏为盈,“一根钓竿救活了一个渔场”的启示,并参照国外特别是美国、日本、欧洲一些国家发展休闲渔业的经验,在会上提出了应积极发展休闲渔业的议题,并做了《发展休闲渔业,振兴渔区经济》的专题发言,引起了渔业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在次年年初召开的全国渔业工作会议上,开始把发展休闲渔业、拓展渔业发展空间写入会议主旨报告。这是新中国成立50年来第一次由国家渔业主管部门提出发展休闲渔业问题,此后年年成为渔业专业会议讨论的内容。经过近一二十年的努力,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我国休闲渔业成为异军突起的新产业。现在,休闲渔业已遍布全国内陆水域、海洋,从游钓休闲娱乐、餐饮美食发展到观赏水族、海底观鱼等各领域,有力地带动了渔区渔港旅游观光及钓具、钓船等渔机渔具工业及有关服务行业的发展,并促进了渔区、渔港环境整治建设和渔文化交流的开展。2017年休闲渔业产值已达764亿元,和养殖、捕捞、增殖、加工流通一起成为我国渔业五大产业之一。

“即便拿不到补助,也可以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中部某养殖老板并不讳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渔业系统的同志上下一条心,认真贯彻落实党对渔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开拓进取,为改变我国渔业落后面貌付出了心血和汗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的来说,这些年渔业发展都比较顺利,年年都有新进步、新变化。

合作社成为“一人社”,贫困户没有话语权

当前,在我国渔业进入从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的新的关键时期,在实施渔业乡村振兴战略中,需要深入研究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类新老问题很多,比如:推进渔业现代化管理,需要提高渔业组织化程度,培育和建立适应渔业各产业特点的新的渔业合作主体。实现渔业现代化,需要加快科技进步,运用高新科技装备来改造传统渔业。压缩捕捞渔业强度,需要开辟多渠道安排新老渔业劳力出路。推进渔港转型,需要建立以渔港经济为依托,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经济模式,让渔港渔村焕发新活力。适应市场需求,让人民吃好鱼、吃健康鱼、吃放心鱼,需要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和生态环境,并加强管理。发展增殖渔业,需要强化生态环境的整治和渔政管理,提高增殖放流效益。实施渔业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加强渔村卫生环境整治,推进休闲渔业健康发展,提高渔村渔民文化、文明素质。发挥我国渔业优势,让中国渔业健步走进“一带一路”,需要因地制宜开展多方位、多产业的对外渔业合作,提高竞争力,实现合作共赢。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深入调研,发现和培育新典型,开拓新思路,制定新措施,通过深化改革逐个解决。

不少合作社负责人和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地方政府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发展产业过于急躁,在没有充分调动贫困户积极性的情况下,采取村干部、种养大户等牵头的方式组建合作社,导致贫困户在合作社中没有话语权,在管理、决策、分配等方面没有参与感,失去积极性,合作社往往成为“一人社”。

做好我国渔业渔村工作,大政方针、目标已定,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也很明确,只要把准方向,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一定能够开创新局面,加快实现我国从渔业大国迈进渔业强国的目标。

基层干部建议,应建立合作社风险共担机制,将合作社主要带头人和普通社员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收益风险共担,调动双方的积极性,让大家觉得合作社发展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

此外,还须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为减少动机不纯的空壳合作社数量,需要对合作社规范管理。随便成立一个合作社,如果不能发挥组织村民的作用,没有意义。

粤北一经营凉粉草的合作社负责人表示,不是合作社成立后就万事大吉了,关键是要帮助合作社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这样老百姓才能获得收益,才会更多地参与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