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Noman K.
Borlang说的那样,没有农药,人类将面临饥饿的危险。农药在推动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威胁。农药的大量使用,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同时也给人类的身体带来了危险。近年来,减少农业用量,提高农业使用效率成为了全球的共识。我国也在不断提高农药的使用效率,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刀耕火种的年代已经远去,化学农药的使用带来过幸福和伤害。但我们深信,农药发展过程是一个由低效到高效、由高毒到绿色、从高风险到生态安全的过程。当前,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化学农药如何从高效到绿色生态跨越的关键时期。以手性农药和杂环农药为代表的高效、低毒、低残留、高选择的绿色农药成为全球应对病虫草害的主要手段或者重要手段,研发更高效、更环保、更安全的绿色农药是近年来世界农药研发领域的重点和热点。
我国农药工业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从农药生产、使用小国跃居成为世界农药生产、使用第一大国,农药产品供结市场极大丰富,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绿色农药的新结构、新品种、环境友好新剂型的研究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农业部2015年开展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基于作物布局、病虫害发生、区域分布等层面,大力推广应用新型高效安全的农药产品,制定农药施用限量标准,发展绿色防控技术,创制新型低风险农药,推广现代高效植保智能精准机具,并加强技术集成创新与转化应用,组织实施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综合技术研发等,通过采取物理防控、生态调控、生物防控与精准施药相结合技术,积极推进农药减量控害,促进农药减量增效,取得了明显成效。
经科学测算,2017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为38.8%,比2015年提高2.2个百分点。提前三年实现到2020年农药使用零增长目标。尽管这一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我们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地抓,一定能够再创佳绩,赢得农业绿色发展的主动权。
作物健康栽培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实施农药减施增效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要大力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继续以推动农药减量化和作物健康导向的全程免疫调控为特点的生态农药创新与绿色全程植保技术应用,将立足于作物健康,以区域治理为调控策略,精准实施农业部提出的四减措施,为重大病虫害防控提供全程解决方案。通过绿色植保科技助力中国绿色农业发展,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让农业更绿、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扶贫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又被纳入到了干部的考核之中。每年国家都会安排扶贫开发小组对全国的扶贫工作进行考核。12月27日,国务院扶贫开发小组发布通知称,要减轻扶贫考核中基层的工作负担,但同时也不允许提前模拟演练。
根据通知,除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督查巡查、考核评估外,不再组织开展其他考核。各成员单位也不得开展其他扶贫专项考核,确需开展的经扶贫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各省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统筹整合本省现有扶贫考核,取消不必要的考核,减少考核频次,严禁多头考核、层层考核、搭车考核。
随着全国建档立卡数据库逐渐完善,通知明确,要改进考核方式方法,2017年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省际交叉考核不再考核贫困人口识别准确率、贫困人口退出准确率等,重点考核脱贫攻坚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等情况。同时,简化第三方评估调查问卷,完善群众满意度评估方法。
通知明确,要减少填表报数。为切实减轻基层干部工作负担,除每年根据统一部署填报一次建档立卡信息系统数据外,任何单位任何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村级填报扶贫数据。扶贫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各地在考核评估中所需数据由考核评估人员通过实地调查获取,不得违反规定要求村级填表报数。
通知强调,要强化作风要求。各地不得在考核前搞预考自考、模拟演练、突击修改资料等,不得为迎接考核做展板、拉横幅。对层层考核、增加基层负担的,对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对搞形式主义、干扰考核造成严重后果的,实行一票否决,并依纪依规追究责任。

今年来,
我国开始对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农村宅基地制度等三项改革进行试点工作,并确立了33个试点地区。而明年,
我国将继续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工作,并推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按照最新要求,此前确定的33个试点地区将对三项改革内容全覆盖,政府也将拿出一系列配套措施,例如研究制定与改革试点相匹配的确权登记颁证政策,还将支持有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转税费制度的研究和探索等。
据悉,为了统筹推进相关改革,明年有关部门将对一系列配套政策进行完善。首先,推动有条件的试点地区纳入国家确定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村民自治改革等试点;其次,研究制定规范处置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历史遗留问题及深化改革需要的确权登记颁证政策,做到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及地上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应发尽发;此外,还将优先在试点地区安排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土地整治后的优质耕地应及时划为永久基本农田等。
值得一提的是,和此前单兵突进不同,明年每个试点地区都要同时承担三项试点任务,这种深度融合意味着各地要着眼于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用系统的观点审视改革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增强制度创新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在改革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方面,明年也将会进行新的探索。
据国土部门有关人士透露,促进三项改革试点深度融合,要平衡好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确保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明年的试点工作,要按照农民在征地和入市中分享收入大体相当的原则,完善调节金征收制度,还要支持有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转税费制度的研究和探索。
对于这一项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严金明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像城市经营建设用地需要征收土地增值税一样,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也需缴纳因土地增值而获得的部分收益,更好地平衡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确保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按照农民在征地和入市中分享收入大体相当的原则,进行调节金征收。
严金明表示,此前农地改革过程中很多税费是减免的,所以以调节金的形式征收。针对33个试点地区三年试点期,财政部、国土部发布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从2015年至2017年底,土地增值调节金分别按入市或再转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的20%至50%征收。他认为,在土地改革的长期趋势下,不应再使用临时性的调节金制度,而是需要稳定长期的税费收缴,相关增值收益税或成为地方稳定税种。
多位专家表示,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转税费等长效制度是改革的基石,改革就是要制度先行,配套政策的创新与完善将直接决定试点的成败。日前在四川省泸县召开的深化农村土地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守英表示,农村土地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重要资源,是农民生产生活的空间载体和增收致富的核心资产。在新形势下,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人地关系,需要做足做活农村三块地改革,其中制度供给与创新是必不可少的。
以三项改革中的宅基地制度改革为例,记者在33个试点之一的泸县采访获悉,该县在过去一段时间的改革试点中,推出了大量的制度创新安排,例如将现行宅基地分配制度的以户为单位,转变为以人为单位,这样能更加落实作为集体组织成员的居住权和宅基地基本权利。此外,该县创新探索了宅基地退出制度,通过明确退出类型、有偿退出方式、退出程序、退出补偿标准等,让农户有了更多选择。
多位专家表示,类似宅基地退出等政策设计,是村庄转型的重要安排,也是我国推进三项土地制度改革想要达到的主要目的。试点地区这些创造性的制度安排,为全国的农地改革提供了借鉴,不仅有利于解决乡村衰败问题,也有利于促进乡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