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一个人为的立体生态环保工程,为了合理利用各个水层和各种天然饵料资源,就必须采取多种鱼类混养的养殖方式,巧妙利用各种鱼类生活习性之间的互补性,各种鱼类分居各自的水层,在主养品种中适当套养部分有利的品种,达到调节水质、防治病害、以鱼养鱼的目的,以期获得尽可能高的鱼产量,充分发挥池水的最大功效。

科研人员报告说,太平洋鲑鱼资源的稳定性在近几十年来下降。在历史上,东北太平洋鲑鱼种群生存的变化一直是通过太平洋十年振荡加以解释的,这是一种由厄尔尼诺相关东太平洋变暖驱动的重复出现的海洋条件变化模式。

我们对中国淡水鱼类的认识经历了二千多年的从感性到理性,又返回实际,再提高认识的不断认知和总结过程。中国鱼类的研究的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四大家鱼混养是中国淡水鱼养殖的主要模式)

近来,与太平洋十年振荡相比,另一种厄尔尼诺相关模式——北太平洋环流振荡对海洋条件施加的影响增加,但是北太平洋环流振荡对鲑鱼生存率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理解。D.PatrickKilduff及其同事追踪了1980年到2006年之间北美西部孵化场的Chinook鲑鱼和Coho鲑鱼的生存。与太平洋十年振荡相比,这两个物种的生存率的变化与北太平洋环流振荡更加密切相关。此外,在这两个物种的生存率之间的相似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增加。生物多样性倾向于稳定生态系统服务,其方式与多样化的持股让投资回报稳定相同。

第一时期是从古代原始社会至1700年其间,在这一时期人们对生物的认识是不符合科学的。古代儒者,看得自己非凡高明,样样都懂得,所谓博闻强记,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有人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甚至说:“东海之鱼坠一鳞,昆仑之木弃一叶,世人皆能知之”。当时的人对生物的形态解剖知识一无所知,加之交通极不方便,仅凭道听途说,听说某地有某物,就提起笔来写记,既不能亲去察看一次,又要牵强附会,添加自己的想象。譬如《尔雅》记比目鱼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又《本草纲目》云:“比目鱼,鱼各一目,相并而行”。此说法,在欧洲的一千七百年前,也有相类似说法。更有甚者,如《山海经》载何罗鱼云:“何罗之鱼,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痈”。又云:“薄鱼其状如鱣鱼而一目”。《酉阳杂俎》记印头鱼曰:“印鱼长一尺三寸,额上四方如印,有字体,大鱼应死者先以印封之”。像这类离奇的神话,在古籍中不胜枚举。由于缺乏解剖学知识,对“鱼”的界定很混乱,譬如乌贼这一类软体动物称之为墨鱼、鱿鱼;蝾螈、大鲵等两栖动物称为狗鱼、鲵鱼、娃娃鱼;爬行动物的鳄类和高等哺乳动物的鲸都称之为鱼。凡生活于水中的动物,几乎都冠之为鱼。这一时期可称之为不合科学的时期,其代表著作为:《尔雅》、《山海经》、《博物志》、《本草纲目》。

一、四大家鱼的混养是最典型的混养模式

因此,不同鲑鱼物种的生存率相似性的增加,提示了鲑鱼生存的总体稳定性下降。这组作者说,鲑鱼管理策略应当考虑到由于北太平洋环流振荡造成的鲑鱼生存的变化性。

第二时期从1770年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鱼类时期。自1740年前后,瑞典人Linnaeus所著《Systema
Naturae》一书闻世,奠定了生物分类学之基础,使动物分类学的研究纳入正轨。1771年,丹麦人Osbech到东南亚及我国南方旅行,在其游记中记载了不少中国鱼类,开创了中国鱼类的研究。随后,许多外国人以传教士的身份,到中国各地,大量采集动、植物标本,带往欧美各国进行研究,有关中国鱼类的研究报告和著作颇多,且很重要。总之,这是外国人研究中国鱼类的史迹。此后至今,外国人研究中国鱼类虽退出主导地位,但至今仍在继续。

池塘鱼类多品种混养是为了充分利用水体和天然饵料生物,
同时也可使天然饵料和人工饲料得到多次转化利用,提高其利用率。

第三时期从1927年开始至今,这是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鱼类的时期。1927年,寿振黄先生首开先河,发表了《华东鱼类志》,拉开了中国科学家研究中国鱼类的帷幕。紧接着,许多生物学界先辈先后从国外深造学成归国,进行了一系列地区性鱼类资源调查,尤其是方炳文、张春霖、伍献文、陈兼善、王以康、朱元鼎、林书颜等鱼类学研究先驱们,发表了一系列系统调查报告,我国的鱼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当前我国的鱼类学研究水平已经走在国际的前列。尤其在鱼类形态学、解剖学、动物地理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业绩。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全国性的鱼类资源调查,搜集了全国水系、区域的淡水鱼类标本,建立了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淡水鱼类博物馆为代表的若干鱼类标本馆,为我国的鱼类学研究向新的科学领域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设施和条件保障。

池塘几种主要养殖鱼类,其中鲢鱼、鳙鱼属上层鱼类,滤食水体中的天然饵料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草鱼和团头鲂属中层和沿岸带鱼类,天然饵料为各类水草,鱼粪又培植了浮游生物,对鲢鱼、鳙鱼有利,鲢鱼、鳙鱼滤食了浮游生物,清瘦了水质,对草鱼、青鱼、团头鲂和鲤鱼、鲫鱼都有利;而鲤鱼、鲫鱼和青鱼属底层性鱼类,水生昆虫、底栖生物和螺类等为其天然饵料,还吃其他饲料。总之,
鱼类混养充分利用了上、下水体和天然饵料,既互惠又互利。

第四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学研究室的科学家们,在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院士的领导下,编著了我国第一部鱼类学巨著——《中国鲤科鱼类志》该书的出版受到国际鱼类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此基础上,我国的鱼类学界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省、区域、水系等鱼类志。基本上对中国的淡水鱼类的分类系统、物种鉴别,地理分布等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近二十年来,我国的鱼类学研究已远远跨越了纯形态学分类,新技术、新观念的引进,使鱼类学研究有了新的内容、新的生命。开展分类区系、系统发育、生物地理学、进化生物学、生物多样性、生物资源等领域的研究中,除了保留原有的形态解剖学的方法外,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生物数学等学科的参与,给分类学研究输入了新的内涵和新的手段,相信我国的鱼类学研究前景是宽广的。

为此,在放养时,除有外源性肥料自然流入池塘外,由于水易肥沃、肥料易得或因养殖技术基础较为薄弱,各类鱼种难以配套时,往往以主养鲢鱼或鳙鱼,也称“淤泥”,时间一长,这些淤泥会变黑,并引起池塘底质败坏,最后导致养殖的鱼虾大面积缺氧或发病。

你有可能很规范地在放养前清过塘,而且很认真,这很有必要,不然你养不了几天。但也可以肯定,任何方式的清塘决不可能彻底的解决底泥”污染”问题。你也可以通过“大进大排”改善水质,但毕竟“杯水车薪”。底质及底层水“巍然不动”。但如果此时你放养些专吃这些“底泥”的鲤、鲫或贝类或鲻梭鱼,“废物”就可以被有效利用,情况就大为改观,变”不利”为”互利”。

杂鱼—麦穗鱼(麻鲹)

当下,很多老塘多年未干塘清池或者加水时过滤不严,致塘中非人工养殖鱼类或者低价值鱼类(如小土鲫)或者毫无价值的鱼儿(如鲹子鱼)多如牛毛,严重耗料耗氧并占用水体空间,给养鱼增效带来极大的阻碍,既使钓鱼也不爽,杂鱼干扰性大令人生烦。只有喂养适度的肉食性鱼类来”扼杀”,其它别无它法。

3:优胜劣汰原理

如虾与蟹混养,理论上讲蟹会吃虾,不能混养。在现实中也是如此,但要看蟹吃的是什么虾,实际上蟹吃的只是病虾、死虾及处于脱壳期的虾,活的虾它也想吃,但吃不到。反过来说,吃掉死虾、病虾最好,省得腐烂或病原扩散。吃了些脱壳虾也无关系,不吃也死掉。那些剩下的对虾则无后顾之忧了。

鲶鳜鲈等凶猛性肉食鱼类与鱼混养也同上理,虽然它能吃食鱼类,但毕竞吃掉的鱼量小,且多吃病鱼和弱苗,凶猛性肉食鱼类还有一个特征,即大多是有胃鱼类,吃食后待在胃里消化完后再吃食下一餐,也就是说,有时吃下一尾斤两鱼种后可能要十天半月才会消化完,所以,大可不必担心得不偿失。

杂鱼—青鳉

混养肉食性鱼类除了“清杂除野”的主要作用外,还有一个隐性的“吃弱除病”的作用,是狠多人未予及关注过的。体弱之鱼易患病或者说塘鱼发病首先是感染体弱之鱼的,患病之鱼多是弱苗弱鱼,传染病源的当然是生病之鱼,如果这些”害鱼”经混养的肉食性鱼类消灭掉,岂不是两全其美—杜绝病源传播转化生产价值。

细致观测,凡混养有肉食性鱼类的鱼塘,暴发鱼病的概率要小得多,道理或原因可能就是于此。因此,混养肉食性鱼类也是科学养鱼的一个内涵,值得倡导。

八、池塘鱼类混养的四种模式

在我国,淡水鱼塘混养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

1.以草食性鱼类为主体鱼的混养模式

通过给草食性鱼类投喂草类,利用草鱼、鲂鱼的粪便肥水,饲养鲢、鳙鱼等。这种混养模式以水草和种植青饵料为主,可适量添加部分精饵料。由于饵料来源较容易解决,产量和经济效益较好,该混养模式在我国较普遍。

2.以滤食性鱼类为主体鱼的混养模式

即以鲢、鳙鱼为主体鱼,适当混养其他鱼类,特别是混养摄食饵料碎屑能力较强的鱼类如罗非鱼、银鲴等。这种模式以施肥为主,同时投喂草料、饲料。由于肥源广,成本较低,我国不少地区池塘养鱼以这种模式为主。

3.以杂食性鱼类为主体鱼的混养模式

以鲤鱼或鲫鱼为主体鱼。以鲤、鲫鱼为主体鱼的养殖类型以投精料为主,兼养鲢、鳙鱼滤食性鱼类或草食性鱼类等。

4.以肉食性鱼类为主体鱼的混养模式

该混养模式主体鱼以肉食性鱼类(如鳜鱼、乌鱼、鲈鱼等)为主。但因肉食性鱼类的饵料是以鲜活肉饵或高蛋白质饲料投喂,所排粪便极易肥沃水体,容易造成水质恶化,可以混养滤食性鱼类如鲢鱼、鳙鱼等来清洁水体,鲢鱼、鳙鱼滤食了浮游生物,清瘦了水质,相得益彰。

(2017-07-17 刘文俊)